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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创新及路径分析
文章来源:福建省财政厅   发表日期:2016-02-29 [字体显示:??] [收藏]   [打印]   [关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逐步多样化,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20139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部署“十二五”期间直至2020年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目标。

与发达国家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不同,西方国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应对福利国家的危机,减轻财政负担,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而我国是在各级政府大力提倡构建民生财政,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投入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改革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节约财政支出,更多的是要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的改革,进而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的活力;通过整合和优化各种政府、社会资源,创新和改善社会管理,进而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以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促进社会和谐。

一、西方国家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及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探索

(一)西方国家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

政府购买服务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百多年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探索,为我国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启示。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要以硬性制度约束为基本保障。首先是在立法层面给社会组织赋予权限,明确其可以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其次是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标准,购买原则与内容,以及对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资质认证办法等进行明确的规定;最后是对购买方式和程序、购买服务的招投标办法,资金的审核与管理办法、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估办法等进行详细的规划。

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建立动态管理与动态监督,强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评估始终贯穿于委托合作的全过程。首先是服务项目的申请、评审、立项、招标、订约、实施、调整、结项、评估、反馈等一系列环节都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和监督部门;其次是评估监督的主体除了政府,又引入了第三方专业的监督评估机构,还包括直接接受服务的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最后是对提供服务的绩效评估原则,逐渐由重视费用使用情况向关注结果转变,强调服务效果的评估和能否满足顾客的需求,坚持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

三是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强调社会组织提供政府各种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作用。首先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员工培训、技术改善、设施建设、战略制定、政策规范等方面进行投资,帮助社会组织提升承接服务的能力;其次是依靠社会组织内在生存和发展动力实现自身发展,通过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健全规章制度,规范内部管理,优化自律机制提高竞争力。

(二)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探索

《中国政府采购报》记者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进展情况的梳理,发现不同地区的政府部门基本围绕“谁来买、向谁买、买什么、怎么买、买得值”五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

一是“谁来买”。各地强调政府购买服务应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列入财政预算,明确购买服务资金来源。政府购买服务事项由购买主体随同部门预算申报年度购买计划,经财政部门批复同意后组织实施。对未纳入购买主体部门预算,但经批准可在部门管理的财政专项资金中列支的项目,广东提出,由财政部门审核购买服务合同后,采取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付。对重大项目、重大民生事项或政府因工作需要临时确定的重要事项,云南、广东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和“一事一议”原则,专项研究确定购买服务资金规模和来源。对于突发性应急事项,山东实施意见指出,可经财政部门同意后,采取先确定承接主体,再根据购买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确定预算额度的方式。安徽要求有机衔接政府购买服务资金预算与年度部门预算、政府采购预算,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同步编制政府购买服务资金预算;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同步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二是 “向谁买”。部分地区提出以信誉为导向确定承接主体,推动诚信市场建设。如广东、山东、云南等地明确提出,承接主体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竞争的前3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云南在此基础上,要求承接主体最近1年年检合格,社会信誉良好;山东则提出,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优先。

三是“买得值”。不少地方注重以结果为导向,通过资金管理、绩效管理、监督机制等规定,突出社会效益,降低行政成本,保证结果公开。主要措施是,要求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年度编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预算和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广东的绩效评价评价既包括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又包括社会组织的服务绩效。在监督管理等方面,强调财政部门发挥好牵头作用,安徽提出要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政府网络平台资源,加强过程监管,实现信息公开。

四是“买什么”。制定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有的地方以实施意见附件的形式公布指导目录有的地方按年度或批次公布指导目录。 各地发布的指导目录没有统一的格式和分类标准,但内容大多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服务、行业管理与协调、技术服务、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和技术性事务等五大类。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服务涵盖了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公共交通、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就业、养老助残等领域。

五是“怎么买”。各地按照国务院要求明确,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购买主体应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实施。多地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规范作用,细化此项要求。如,云南提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中的项目均应当实施政府采购,委托有政府采购代理资质的机构组织来实施,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上的服务项目,应当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安徽提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的公共服务,原则上都要纳入政府采购;湖北在购买机制中明确了政府采购形式,要求购买主体向社会公开购买服务项目的具体内容、承接主体的要求、绩效评价方式、政府采购方式和购买流程等信息,与承接主体签订政府购买服务的政府采购合同;山东规定,政府购买服务原则上按照部门预算和政府采购的程序、方式组织实施,所需资金由各部门依据购买服务合同,按现行的部门预算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程序支付;河北提出,未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活动,应参照政府采购程序进行;吉林明确购买工作应按照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确定承接主体,严禁转包行为。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无疑是现代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的重要制度安排。虽然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总的看来,政府购买服务存在效率不高、成本不低,购买不够规范、购买范围过窄、购买方式过已单一,购买审核、监管等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目前适合政府购买服务相关配套体制机制的缺失造成。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切实推进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有效发挥政府购买服务作用,使政府购买服务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有必要厘清政府购买服务的根本问题,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搭建一个统一、有效、完善的基本制度环境。

二、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创新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切实发挥政府购买服务作用的行政管理体制

政府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管理者,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是无限型、全能型政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正如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平衡不是将某些任务分配给另一方而将另一些任务分配给另一方,而是系统设计问题,要使他们在所设计的系统中进行有效的互动”。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把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调节;另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做好市场不愿意做、做不好的事情,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由原来对微观主体的指令性管理转换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转换到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是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前提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界定了新时期我国各级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职能,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但一些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缺位”并存的情况仍比较突出。只有改变“无限型、全能型的大政府”,政府才能正视自身的责任和不足,才能客观评价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把应由政府担当但却不适合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采取委托、承包、采购等市场化的方式由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进行提供。只有按照“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和勇气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梳理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和部门职责,抓紧重新确定行政机构、职能、编制,在清晰而又合理的职能范畴内,履行政府公共服务的保障义务,社会力量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才能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切实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行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要注意避免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该退不退”。简政放权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因担心权力被削弱、利益被损害,对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的公共服务“不愿意”、“不敢”或 “舍不得”放权。二是“不该退却退”。反之,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却对于自身本该直接提供的,不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却“撂担子”、“甩膀子”。三是“退而不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除了简政放权,政府管理不越位、不错位,更不能缺位、不到位。有些政府部门不再承担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项目或对于不适合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采取市场化方式由社会力量提供后,没能及时强化诸如发展战略、计划、政策、标准等制定以及市场监管,加强对市场所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监管等基本职能,出现该管的事管不住、管不好、管不够、管不到位的情况。四是“事少人不少”。政府机构精简、行政人员压缩、政府职能简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公共行政科学化的要求。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设计,凡社会能办好的要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以及政府职能将由对经济、社会的微观管理、直接管理逐渐转变为宏观管理、间接管理,由于市场机制的强大作用,社会组织作为仅次于政府、企业的“第三方力量”将在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利益诉求、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公众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原先政府的多项职能。政府部门的职责、编制以及行政人员的设岗定责应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不断调整,坚决防止一边购买服务,一边养人办事“两头占”的现象。

(二)以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为抓手,加强预算管理和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性资金是政府购买服务的财力保障。政府购买服务这项新政策、新制度的推行对现有的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一般由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社会工作服务两部分构成。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公共服务的载体,为公共服务的实施提供基本物质条件,其财政性资金支出一般采取预算内基建项目资金管理的模式进行工程的概算、预算和决算管理。由于工程建设属于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服务”范畴,我们这里探讨的“公共服务”仅限于政府履行职能过程中所涉及的适合由社会力量直接提供的非物质生产的社会工作服务,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运用专业方法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的包括困难救助、矛盾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资源协调、社会功能修复和促进个人与环境适应等在内的专业服务。

传统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对社会工作服务经费预算安排一般采取“养人办事”的模式,即在安排年度部门预算的时候以安排专项经费和根据劳务供给者的人员情况核定公用支出和工资福利等个人支出的形式予以保障。这种“养人办事”的经费保障模式带来财政供养公共服务队伍庞大、公共服务成本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等系列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发生了明显改变,对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对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享受优质的社会服务、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有了更为强烈的愿望,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服务内容既涵盖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建设、精神卫生、教育辅导、残障康复等传统领域,也涵盖矫治帮教、人口计生、应急处置、群众文化等新兴领域;服务对象既涉及城市流动人口、农村留守人员、困难和受灾群众,也涉及一般社会公众。很明显,继续沿用传统 “大包大揽”的“养人办事”的投入模式,不仅是公共财政无法承受的,而且也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公共服务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1.创新公共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方式。结合行政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利契机,积极探索创新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方式,结合政府购买岗位的阶段性特征,深入研究、系统分析、积极实践,在循序渐进、分类实施、分步推进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作用,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按照“政府承担、合同管理、评估考核”的契约方式,探索出适合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不同机构和具有推广意义的购买方式,切实改变传统的“养人办事”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模式,丰富公共服务提供形式,推动新型政社合作关系的建立。

2.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管理。根据政府实际财力和社会问题的轻重缓急、社会需求的紧迫程度,严格界定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边界,认真研究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内容和优先次序,确保将有限财力投入到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公共服务领域,有序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要抓紧清查统计现有公共服务支出规模,分析支出结构,根据公共服务特点,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水平,并参照机关事业单位提供服务的费用水平核定不同类别社会工作服务支出标准,加强相关支出标准之间的有效衔接,建立科学合理的支出标准调整机制,为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审核和经费安排提供有力的依据。要切实落实“零基预算”,根据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推行的实际情况、支出标准及“钱随事走”的原则,在安排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资金时,大胆打破狭隘的部门利益樊篱,切实改变传统的“基数+增长”的分配方式。要随着公共服务承担主体的变更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规模、数量等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部门预算资金额度和变更国库集中支付对象,有保有压,有效保障政府购买服务。要完善公共预算编制科目设置,在支出功能科目中新设“政府购买服务”科目,归并集中以往分散在不同科目中的各种可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并根据社会工作服务类别下设不同的二级科目,以便准确核算、科学分析、统一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资金。

3.完善政府购买服务采购管理。在保障政府购买经费的同时要严格设置财政资金使用的责任门槛。要科学论证,适时修订《政府采购法》,明确政府购买服务全部纳入政府采购管理范畴,及时制定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特点的政府采购管理规范,建设统一的公共服务采购平台,丰富和创新公共服务丰富和创新适合公共服务特点的政府购买方式,在明确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职责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目录》,积极稳妥、有序扩大公民消费服务类项目。由于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方式、程序等更多地是基于货物这种形态而设计制定的,或仅适用于简单的一般事务性服务采购活动,对面广量大的公共服务采购而言,不能完全与之适应。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全面推开,显然目前的制度跟不上改革的需要。在完善现有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报采项目审核、确定采购方式、下达采购任务、支付采购资金的政府采购基本程序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制定服务项目的采购需求,细化需求,并尽可能做到服务需求和服务质量的标准化,以及计费标准的可量化,明确制定每个服务项目的承接主体条件。分类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采购方式、灵活的采购程序及绩效评价体系。积极探索,努力破解服务招标文件难规范、服务验收难落实等技术难题,丰富和创新公共服务采购方式,制订更符合服务采购的合同范本,研究公共服务采购的具体管理办法和操作细则。

4.建立目标明确、体系科学、结果真实的政府购买服务考核机制。由于公共服务采购的购买者与消费者相互分离的特点,如果没有建立对服务生产者比较良性的、健全的考核机制,政府购买服务就很有可能走样,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政府购买服务活动的监督考核和购买结果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目前财政支出管理重心仍然居于中前端,即重视预算申请和预算审查,忽视后端的资金支出效果和管理责任的现状,要探索制定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追究的政府购买服务质量考核标准,并将考评结果设定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条件;建立服务对象意见反馈机制,充分发挥服务对象在服务质量评价中的主体作用,验收时必须进行用户满意度评价或调查,并将评价结果纳入验收和支付的重要依据,同时积极推进第三方评估,建立政府评议、服务对象评议、第三方评议 “三位一体”的考核方式;注重平时考评与年终考评、定性考评与定量考评、统一考评与分类考评相结合,建立科学化、多元化、全方位的政府购买服务质量综合考评机制。

5.强化政府购买服务监督检查。政府有关部门要从服务项目预算的编制、采购需求的制定到最终的承接主体的确定、服务结果的考核评价,将监管贯穿于购买的全过程,要强化“契约化”管理的理念,强调违约的责任追究,变“柔性管理”为“刚性约束”,并更加注重项目过程管理、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建立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监督管理体系。纪委监察、财政、审计及具体购买部门权责分明、分工协作,有效避免履行监督职能过程中的交叉重叠,切实加强政府部门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管理,提高监督检查效能,保证政府购买服务相关制度规定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对单位实行公共服务绩效目标管理,对个人实行设岗定责,奖惩分明。

(三)以提高社会组织承接力为重点,加快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切实发挥政府购买服务作用的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但政府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力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变革加快发展,社会管理的局势日益复杂、任务日益加重、难度日益加大,社会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急待提高。这就要求既要发挥政府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也要发挥民间组织和民众的有生力量,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基础和要求。在创新的社会管理架构中,社会组织和人民大众的地位应该像党委和政府一样,是社会管理体制的主体,而不是社会管理的客体或对象。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民众参与社会管理意识比较淡薄,应以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契机,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快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提高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能力。

1.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范畴。

《意见》指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就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意见》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范畴有了比较清楚的界定:一是必须是“公共服务”;二是适合由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一般指为大众服务的、基本的、非赢利性的服务,从消费的主体和性质看,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为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直接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公共事业的需求。这类公共服务主要涉及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公民是消费主体,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和受益者,往往称之为以公民为消费主体的公共服务;第二类是满足公民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安定稳定等间接需求的非基本公共服务,这种需求往往通过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一些行政管理职能活动来体现。这类公共服务主要涉及行政管理的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如政府为了更好“打假”向社会购买专业的产品质量检测、为了更好地维护交通秩序向社会购买交通协管服务等等,表面上看政府是消费主体,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和受益者,而实质上公民是服务购买的真正受益者,往往称之以政府为消费主体的公共服务。两者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受益对象必须是具有一定普遍受益的公众。由此可见,以公民为消费主体的公共服务和以政府为消费主体的公共服务只要适合由市场提供的均属政府购买服务的范畴,缺一不可。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目录中更多体现的是政府消费的服务。从2012年政府采购的数据看,公民消费服务类较上年同期增长36.6%,平均占比规模6%8%,但相比美国25%来讲,比例仍然较低。只有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范畴,才能界定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介入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市场范围和空间,才能为细化制定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各项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合理的制度规定奠定基础。

2.加快培育社会组织发展。

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不仅是判断社会成熟度的主要依据,也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志。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府愿意放手,将适合由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向市场购买;二是市场要具备提供高水平高质量公共服务的能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社会组织数量正在稳步增长,门类日益齐全,布局趋于合理,功能逐步拓展。但相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要求而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处于起步摸索阶段,据统计,我国现在每万人拥有6个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一定程度上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结构不合理、运行能力较低、运行成本较高等问题。因此,要加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发展一批数量充足、治理科学、服务专业、作用明显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有效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专业化服务需求。

在加快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避免对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过多干预,集中财力着重扶持社会组织公共平台、培训、孵化等具有公共性的项目建设,侧重于营造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是加大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扶持。重点扶持提供抢险救灾、扶贫济困、生态环保、矛盾化解、心理疏导、公益捐赠、文明创建、文化建设、慈善救助、社会福利等服务的社会、群众迫切需要的社会组织,积极培育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等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鼓励山区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对重点发展领域的新设立登记和已有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予以一次性的开办经费补贴,对社会组织的创新性的公共服务予以一次性的奖励。可通过福利彩票公益金,重点对公益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以及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开展公益服务项目给予资助。行业协会商会所提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可列入各产业发展资金支出范畴。

二是优先支持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器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会组织成长提供支持性环境。要推广“政府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公益组织受益”的孵化器模式,为初创的民间公益组织机构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公益组织创业初期最亟需的资源,以及专业的创业辅导。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鼓励以多元化的模式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器,培育多元竞争体制。加大公益组织信息交流平台建设,积极搭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孵化平台。

三是支持社工人才培养。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加强社工在职培训、专业培训。支持高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向社会工作倾斜,政府可以考虑以向高校下“订单”的方式,定向培养社工人才。健全社工人才使用选拔机制,完善社工激励保障,建立社工联动机制。

四是支持社会组织评估。评估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有效手段,它不仅是政府及社会与社会组织沟通的桥梁,也是政府引导、培育社会组织的有效工具。要支持建立科学规范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将社会组织评估经费纳入财政一般预算给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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